7月中旬，在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关璋村，烟农赵聪会坐在刚翻修的新房里，乐呵呵地整理着即将交售的烟叶。

　　金灿灿的烟叶与照壁墙上红底金字的对联“党恩照亮光明路　烟草架起幸福桥”交相辉映。

　　与此同时，在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升昌镇永胜村，烟农颜井海站在万亩烟田中平坦的机耕路上，看着合作社植保专业服务队在他的59亩烟田中开展统一植保，感慨着种烟越来越轻松。

　　烟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自明朝万历年间流入我国以来，就成为农业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步融入本土经济。从东北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到西南沟壑纵横的红土地，全国各地都有它成长的印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烟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通过稳步调整烟区布局、深入开展烟田基础设施和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使烟叶生产拥有了较为稳固的种植区域、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种植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稳定的烟农队伍。烟叶产业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烟区农民增收、财政增税的重要经济项目，为烟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需与供

　　烟叶，被古人誉为“神奇之草”。据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著述记载，“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后“渐传至九边”，“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不久就“达天下矣”。

　　烟叶之所以能够“达天下”，是因为其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在明代，烟草已成产业，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到清代，烟草消费渐盛，其范围从城市扩至乡村。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沉淀，吸烟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

　　需求决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烟叶的价值不断提升，农民种植烟叶的目的从满足自身需求慢慢转变为出售获取利润。

　　但彼时烟叶种植基本处于农民自发状态，受需求波动的影响，烟叶种植规模、产量极不稳定。尤其是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烟叶收购价格掌握在外国资本和买办手中，烟农没有议价的能力，受盘剥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植烟叶除了要靠天吃饭之外，还要仰人鼻息，收益很难得到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对烟叶的消费需求和广大烟农对稳定收益的迫切愿望，国家将烟叶生产列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统购统销。这一管理方式的转变，让这一片烟叶除了满足社会需求之外，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责任与使命——带动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特别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后，行业配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决定的实施，结合烟叶生产所需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烟叶生产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调度，将烟叶种植区域由黄淮地区逐步转移集中到西南等老少边穷地区。

　　目前，长江以南的烟叶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少边穷地区，烟叶种植面积、产量已超过全国总量的60%。

　　种植烟叶的收益为这些地区的农民群体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全国就有4万多贫困户通过发展烟叶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赵聪会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才开始种烟的她，在去年依靠种烟收益翻盖了新房，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烟叶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烟叶的商品化属性催生了一批从事烟叶加工的产业工人，间接带动了运输业、金融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

　　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烟叶历来都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明代烟叶税已经出现，此后种植、经营烟叶须交重税慢慢成为惯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新的烟草税制。烟草税收是我国政府对烟草采取“寓禁于征”政策的体现，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06年，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但烟叶税作为一个单行税种保留至今，成为许多烟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贵州省余庆县，烟叶税收占全县税收比重连续多年在50%以上，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我国烟叶种植主要分布在贫困的边远山区。据统计，全国500个种烟县中有135个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他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烟叶税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有效方式，既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也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社会消费的需求、经济发展的需求，让烟叶种植成为必然。

　　稳与控

　　鉴于特殊的属性，烟叶种植多不得也少不得，“稳”是最基本的诉求，但这个“稳”并非轻易可得。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烟叶的产量规模，国家将烟叶生产纳入计划管理，但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烟叶生产走过的是“马鞍形”曲折发展的道路。

　　就全国烟叶产量而言，1950年仅110万担，1956年增加到700余万担，1961年又降至200余万担。1963年烟草托拉斯成立后，我国烟叶产量一度增加到1200余万担，但随着烟草托拉斯走向解体，1970年又下滑至800余万担。烟叶产量的大起大落严重影响了卷烟工业的生产，导致社会需求供应紧张。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保证社会供应，国家通过调整烟粮比价制定了合理的收购价格，并对烟农实施贷款、贷肥措施，鼓励种烟，烟叶收购量从1980年的1409万担攀升到1981年的2515万担。

　　烟叶产量攀升，解决了原料供应紧张的难题，可生产过剩的问题随之出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烟叶生产过热的现象，国家迅速调整政策，开始与烟农签订合同，控制产量。合同种植由此成为保证烟叶生产稳定的利器，延续至今。

　　就烟叶总量而言，虽经多次整顿，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仍经常处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之中，迟迟走不出“多了砍、少了赶”的怪圈。

　　特别是1997年，全国超面积种植烟叶500多万亩，烟叶生产脱离产业供需，造成了不小的库存积压。

　　这场“原料危机”让行业充分认识到，烟叶发展必须按计划组织生产，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以此为戒，国家局、总公司开始深化烟叶种植计划体制改革，在上世纪末明确了“市场引导、计划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指导方针。

　　市场引导、计划种植，是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使烟叶种植面积和收购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让烟叶生产从1998年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良好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发生调整，高效经济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种烟比较效益下降。加之种烟本身存在技术含量高、生产周期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烟叶种植逐渐丧失对烟农的吸引力，“弃烟种经济作物”“弃烟从商”等现象不断出现。

　　这种情况下，减工降本增效，让烟农“自觉自愿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种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行业开始了现代烟草农业探索之路。

　　2005年，国家局全面启动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国家局明确提出现代烟草农业“一基四化”发展目标，即全面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

　　至2012年，行业基本上探索出了一条以基地单元建设为载体、以完善烟叶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为关键、以创新生产组织形式为突破的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这条新路子使烟区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和专业服务队不断涌现，让颜井海等烟农真正实现了“自觉自愿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种烟”，烟农种烟的积极性开始恢复，烟叶原料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然而，随着现代烟草农业的推进，生产力得到释放，烟叶产量不断攀升。加之这一时期，中式卷烟品牌的发展使工业企业之间的角逐开始向产业链的最前端延伸，部分卷烟工业企业脱离实际，计划需求逐渐超过了实际需求。种种因素叠加，2013年行业响起了“库存高企”的警报。

　　为此，行业从2014年开始，连续3年实施库存压缩，将烟叶生产工作重心转移到“控总量、优结构、转方式、促增收”上来，借助行政手段在将烟叶合理需求与计划分配调节到正常水平的基础上，把市场的力量引入烟叶生产。

　　在国家局的统筹协调下，行业绷紧“控规模、守红线”这根弦——烟叶产区坚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按照卷烟品牌发展需求组织烟叶生产和供应，合理安排烟叶种植和打叶复烤的空间布局、产能布局，优化调整原料供给的区域结构、品种结构、等级结构，提高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卷烟工业企业重点在提升烟叶利用水平、盘活烟叶库存资源上下功夫，优化原料使用结构，推动烟叶供需关系更为协调匹配。

　　通过连续几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行业烟叶库存数量和库存水平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双下降”。

　　稳，是一种状态，烟农稳，烟区稳，烟叶生产才具备可持续的韧性。

　　纵观烟叶生产发展史，市场引导、计划种植是保持烟叶生产稳定的最有效武器。

　　量与质

　　为行业发展提供稳定优质的原料是烟叶生产的最核心功能。稳定，重点在于量的供应充足；优质，重点在于质的稳定独特。新中国成立以来，行业一直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