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河北沧州

　　“早就不卖了。”

　　当法治周末记者提出买一盒火柴，泊火超市的老板娘连连摇头。在这个小卖部的斜对面，就是曾经红极一时、号称亚洲最大的火柴厂——泊头火柴厂。

　　如今，这个创立于1912年的百年老厂早已人去楼空，空气中弥漫的也不再是火柴味而是羊粪味——站在长满杂草的厂区内，成群结队的白山羊一边咀嚼着野草一边慢腾腾地经过，留下一路黑色的羊屎粒。

　　坐在火柴厂隔壁的小仓库里，王炳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1977年进厂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火柴厂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虽然一再强调说自己认为火柴厂本不应该倒闭，但她也承认，火柴厂的没落也是一种必然。

　　“现在农村用电都有补贴，除了抽烟的，谁还用火？”说罢，王炳华身旁的丈夫随手摁了一下手中的绿色塑料打火机，一股橘黄色的火苗腾地跳出，又忽地消失了。

　　【火 镰】

　　“方便！”、“好使！”、“抗用，才1元钱！”——便捷和廉价，让如今大多数人在做选择的时候舍弃了火柴而转向了打火机。如同一个轮回，当初的火柴也是靠着这两个杀手锏一举击溃火镰，纵横中国。

　　火镰，是一种比火柴更早的取火工具，因其击石取火用的铁片形似镰刀而得名。在火柴传到中国以前，是大部分中国家庭取火的首选工具。

　　家住山东省临沂市的张大爷至今还存着一个火镰，虽然平日里被束之高阁，但拿出来还是一副宝刀未老的模样：长方形的金属盒上刻着花瓣式样的怪异花纹，一块黑乎乎的新月形铁片则被镶在金属盒的下沿，乍看上去，整个火镰像一只被去了柄的斧头。

　　从金属盒中取出棉絮一样的火绒并将其置于火石下面之后，张大爷就开始向法治周末记者演示这一古老的神器如何取火。

　　左手拿着燧石，右手拿着火镰，张大爷用火镰不断地敲击燧石，伴随着清脆的啪啪声，每一次的撞击都有不少火星迸出。在如此反复了十几次之后，某颗幸运火星扑进了火绒的怀抱，火绒迅速地变红，并最终在张大爷小心侍弄下进化成微弱的火苗。

　　张大爷说，记得过去父辈们抽烟，用的都是这火镰。几个人围坐在屋檐下，抱着长长的铜烟袋，一阵有节奏的啪啪声过后，袅袅的青烟便从人堆里冒出，散去。

　　“过去俺们一般不使那玩意儿，看起来是好玩儿，但是不好使。俺们都使洋火。”张大爷口中的洋火指的就是火柴。

　　1827年，英国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并出售了他制作的第一盒火柴。随后，这种比火镰要更加方便的取火器开始在全球流传。

　　清朝道光年间，来自西方的火柴作为贡品被进献给道光皇帝，这一令人新奇的玩意也立刻引起了皇亲国戚和重臣富商的惊叹与追逐。

　　不久之后，火柴便作为商品大量进口到中国，“洋火”之名也由此而生。当然，对于此时的百姓来说，火柴无疑还是一种奢侈品——清人孙玉璋就曾在所著《异闻索录》中这样描述火柴：“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唯索值厅昂，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

　　与此同时，一些不甘落后的中国人也开始跃跃欲试，尝试生产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火柴。1879年，华侨商人卫省轩在广东佛山投资创办了名为巧明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火柴厂，结束了中国火柴全部为“洋火”的历史。

　　此后，如雨后春笋，上海、福州、长春、重庆等地纷纷亦建起火柴厂，到1913年，全国已逾70家，这其中就包括泊头火柴厂的前身、建在泊镇(今泊头市)的永华火柴公司。

　　【永 华】

　　虽然如今永华的名字已经不为泊头人所熟知，但在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泊头火柴厂的老职工来说，依旧存有印象。

　　“那时候都知道这个厂子里面有冯国璋的股。”75岁的曹克艺(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她便跟着比自己大8岁的姐姐进厂，“给资本家干活”。

　　曹克艺提到的冯国璋入股一事，至今在泊头仍被传为佳话：是时永华火柴公司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产品大量积压，遭遇地方恶势力趁机刁难，时任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听闻家乡人被恶势力压制很气愤，当即派兵押送4万大洋。

　　有了冯国璋入股的永华火柴公司在经济上有了支柱，政治上有了靠山，甚是红火了一个时期，以致有辞典在解释泊镇条目时写道：“泊镇，地名，有著名的火柴厂。”

　　虽然很早就已是著名的火柴厂，但在吴焕生的印象里，过去的火柴厂其实很小。吴焕生比曹克艺大一岁，因为自己的父亲和老叔就在厂里面工作，打小便在放学后有事没事地跑到厂里玩。

　　“一开始，我父亲也没当回事，后来我老是缠着父亲要去火柴厂上班，我父亲说你真的想去？我就去了。”

　　就这样，刚过10岁的吴焕生也和父亲一样成了火柴厂的一名员工，她最初的工作是切双头火柴——在沾火柴头的工序中，有时两根火柴会并在一起，吴焕生就用一把小手术刀把他们分开。

　　吴焕生说，她自己也不记得那时候的火柴是多少钱一盒，只记得那时候，每一根火柴都不能浪费。“俺哥哥比较调皮，偷偷地擦洋火玩，让俺娘知道了，拿着笤帚就追出去揍他。”

　　此时的火柴已不再是专供豪商显宦的奢侈品，尤其是在城镇，大部分普通百姓的家里，只要不是穷得叮当响，都会有那么一两盒火柴用于家用。

　　“其实用的也少，除了点煤油灯，主要就是烧火做饭。”吴焕生说，那时候做饭主要是烧柴禾，先擦一根火柴，点燃易燃的秸秆或树叶，然后放上从外面捡拾的木柴，有时还要借助风箱，才能把火烧得更旺。

　　如果家里没有人抽烟，那时候一户人家每天火柴的消耗也就是三五根。而对于那种每日烟不离手的老烟枪们来说，火镰，依然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好选择。当然，这是对于抽旱烟袋的人来说的。

　　那时候，抽卷烟的人一般都很时髦，他们会先把卷烟送到嘴里，然后从火柴盒里晃出一根火柴，用两根手指捏着火柴的底部，在皮鞋底下潇洒的一划，然后把“蹭”地点燃的火苗送到嘴边，点燃卷烟后再在空中挥一挥，然后顺手把挥灭的火柴甩到路边。

　　这种可以在鞋底、墙面甚至树干上擦着的火柴虽然可以自由发挥出各种潇洒又方便的点燃方式，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安全。吴焕生说，像那种兜里揣盒火柴晃悠半天突然自燃的情况她都见过。

　　【安 全】

　　当然，最先遭殃的还是在火柴厂工作的工人们，尤其是从事“装盒”工序的工人。谈起这些，曹克艺仍旧印象深刻，讲起来也是绘声绘色。

　　装盒，说简单一些就是把制作好的散装火柴装到火柴盒里。这个看似简单的活操作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比如每一个火柴盒里规定放100根火柴，所以必须装的又快又准，“一般抓都抓正好，这都是练的”。

　　而更麻烦的则是要时刻小心突然燃起的火柴——因为早期含硫火柴特别易燃，在装盒的过程中火柴走火是常有的事。

　　“装着装着不知道就‘呜’地着了，手都烧黑了，但就这样俺们也不能歇，还得装。”曹克艺边说边用手比划，“那时候资本家办厂，烧了就烧了，也不给看。旧社会谁管你这些。”

　　不过，这一切和被碎玻璃碴扎的满手鲜血比起来又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吴焕生的手上就曾一度新伤摞老伤。

　　为了方便用家点燃火柴，早期的火柴盒提供了由磨碎的玻璃碴制成的盒擦，这些比“小米粒还细”的玻璃碴常常把吴焕生和她的工友们磨的满手鲜血。

　　“后来我们就缝手套”，吴焕生笑着说，那时候晚上没事了就缝手套，不过布的不撑磨，后来就开始用自行车的内胎自制橡胶手套，“这个经磨，管用。”

　　虽然工作辛苦又容易受伤，但火柴厂的工人们挣的并不多。比如曹克艺从事的装盒工作，“装一个盘200盒，一个礼拜一开支。发工资之前厂里会先上大集上问小米的价钱：小米贵，钱就多挣一点。小米贱，这一盘就挣得少。”

　　即使在火柴厂工作，曹克艺和工友们平日里用的火柴也需要去买。因为他们并不能从厂里拿出火柴，每天下工，他们都会被要求排成一溜，然后进行搜身，搜完才可以离开。

　　“浑身都搜，防止有拿火柴的。国营以后叫拿也没敢拿的，不搜身也不敢拿，都互相监督互相看着，要知道了了得吗，谁也不敢拿，比资本家时期还自觉呢。”

　　除了搜身，去火柴厂上班也没有固定的点。“那时候没表，看星星。要来早了不给开门，多冷的天都在门口候着。下班就等通知，说下班就下，说忙不下就不下，没个规定点。”

　　【进 步】

　　“有规定点”就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了。

　　据相关资料，1946年泊镇解放以后，既不属于官僚资本又不属于敌伪产业的永华火柴公司按当时的政策并不属于没收对象，因此先进行了公私合营，并最终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全部收归国有，成为国内最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企业之一。

　　“国营了以后就有了福利，看病也不花钱了。”曹克艺说，原来给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变成了职工，大家的干劲也很足，现在他们住的这一大片宿舍区就是那时候下了班，一簸箕一簸箕垫起来、一砖一瓦修起来的。

　　“过去这边都是湾(大水坑)。俺们下了班都义务劳动，要不现在的火柴厂哪有这么大？”曹克艺指了指她身前这片低矮的平房，如果不是巷口那个写着“泊头火柴厂”的大门，没人会想到这里也属于火柴厂的地界。

　　国营后增添的不只是福利，还有新的厂房、新的设备，甚至新的消防车。

　　虽然不是火柴厂的职工，但作为职工家属的夏先生对火柴厂的历史了如指掌：“沧州地区第一辆消防车就是给泊头火柴厂配的。当时给消防车开路的还是大狼狗，有挡路的，狼狗上去就扑倒了。”

　　不过，对于曹克艺们来说，消防车带来的变化并没有火柴本身改进带来的变化大，因为后来工艺改进之后的安全火柴在生产的时候再也不会突然着火了，他们自制的自行车内胎手套也可以被扔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