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毁鸦片烟具的通告贴了出来，看上去相当严厉，藏匿者将被移送检察厅起诉。这份通告的作者是上海闸北巡警局，内容简而言之如下：禁烟为地方要政，迭经通告居民限期禁吸，惟各吸户存有烟具，亟应一律缴送禁烟局或本局，一并销毁，以清流毒。本局现特设烟具销毁处，嗣后各该吸户，如有烟具速即缴往销毁。如有藏匿烟具，抗不遵缴及故违禁令私吸等事，一经查出，除勒令缴出外，定即拘解检察厅，照例严办，幸勿贻误。

　　通告发出的第二天，1913年1月26日，《申报》对此做了报道。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发了一则题为“租界之秘密卖烟者”的消息：妇人李陆氏，因在甘肃路1187号屋内秘密卖烟，被捕房查悉，前日派探前往搜获烟具。昨晨将李陆氏拘解公共公堂，讯供不讳，奉判罚洋二十元充公，烟具销毁。

　　禁烟并非新事务，在清末即已被提上日程，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积极推行禁烟政策。禁烟是当时各主要政治集团，所能达成共识的少数几项重大政策之一，被认为是一个衰弱国家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

　　难度不在禁烟政策的提出，而在其执行。吸食者上瘾，经营者抗法，执法者腐败，在在处处彰显了禁烟政策的困境。整个社会的动荡背景和西方殖民势力的在华干预，也为禁烟平添了掣肘之处。在1913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爆发后，禁烟政策废弛。

　　本文主要依据《申报》1913年的报道，以上海为主，兼顾他省，讲述二次革命前禁烟众生相。

　　一

　　沈阿四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他家藏有烟具。1913年1月11日，上海禁烟局调查员获悉这一消息，前去查办。沈阿四抗法不从，调查员当即汇报，很快有一区警察前来，从其家查出烟具、赌具，并将他暂时拘押，听候处罚。

　　另据第二区巡长王长胜报告，区长称裘家弄口王同顺京货店，深夜在楼上私制烟膏。该区周区员前去查办，起获灯枪两副，铜锅三只，烟缸、烟盒大小共九只。店主王裕兴被拘至巡警总局讯究。

　　此外，第500号巡士在小南门外仓桥街，查见一个老太婆李赵氏身藏两只烟缸，以及烟盒、烟泡等物，立即将其拘押到第二区，随后又移送到巡警总局讯办。

　　这些琐细的查禁鸦片个案，都被当时的主流大报《申报》一一记录刊发，印证了当时禁烟的严密程度。同一天（1月12日）的《申报》还刊发另一则“捕房搜获烟窟”消息，说的是：在山东路231号门牌文明沼浴堂楼上，有剩余的房屋此前租给他人私售鸦片，曾经被捕房查获烟客17人，一并拘解到公堂惩罚，记录在案。谁知该浴堂主人因贪图租金，近日又将房屋租赁给自称开保险公司洪瑞生。该人私设烟榻售烟，前日经总巡捕房捕头侦悉后，探员刘宝生协同145号洋人探员，前去查实，当场将洪瑞生与烟客宋顺生、孙利元、桂裕兴、王小廷、梅芹香等人，连人带烟具押至捕房，准许他们交钱取保。1月11日经会审公堂传讯，先由中、西探员禀明情况，而后讯问。洪瑞生等人供称，他们只是偶尔用鸦片消遣，并非私卖。关絅之谳员（法官）与德国领事师君商议后，以洪瑞生故意违反禁令为由，判押三礼拜，余人各罚洋十元充公。

　　在洪瑞生之外，又有杨继舟在梧州路689号开设烟膏店，私售鸦片，也被捕拘到会审公廨，最终判处罚洋十元充公，并将烟具销毁。

　　民国初年，禁烟在上海贯彻，不论租界还是华界，都在打击非法私售鸦片行为。究实而论，这和共和肇始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对清末禁烟政策的进一步发展。1907年，清政府即要求将上海华界的全部烟馆关闭。租界因不在统治范围内，所以比较麻烦，工部局在1908年4月起先以抽签方式关闭了四分之一（358家）有执照的烟馆，而后又陆续关闭。但烟土行的数量却直线上升。烟馆指的是供顾客吸食鸦片的场所，烟土行则为销售生鸦片的店铺。这意味着，上海租界较华界禁烟的进度更慢。

　　在1913年1月11日，《申报》刊发的报道中，有多项与禁烟有关。譬如《禁烟局催缴烟具》，讲述的是禁烟局长严君以禁止吸食鸦片迄今已届十天，曾经示谕各吸户将烟灯枪盒即速呈缴销毁，原以10号为限，现已到期，而各烟民仍多观望，故于10日发布简示云：“沪上禁吸鸦片，早经三令五申，尔等名隶黑籍，其各涤染更新，速领药照戒绝，速缴土膏枪灯，若再执迷不晤，定予拘送法庭……”

　　在此之前，禁烟局长严君查悉，沪西曹行乡仍有私售吸食鸦片情事，曾派调查员下乡，饬传该处地保，偕同谕禁。不料该地保丁某，非但三次抗传不到，还在乡私售吗啡，代人打针抵瘾。禁烟局认为此事实属罪无可逭，于10日呈请县知事令警察拘拿该地保到案，从严究办。其余私售私吸之人，亦请一并查究。

　　吸食鸦片并不容易戒除，民间因此衍生打吗啡针抵瘾的替代方式，而这当然也在当局的禁令范围之内。连地保都会知法犯法，执法的困难于斯可见一斑。

　　二

　　禁烟远非易事。上海禁烟局长严君，1913年1月30日分别致函上海行政、司法各厅、自治所曁各局所，内称：查上海境内吸烟人数，业经敝局派员按户调查，尚无遗漏，并经分布传单，一律责令来局领取购买戒烟药丸执照，遵限戒吸在案。至各局所内公务人员既已享有公权，理无吸烟情事，惟于普通人民，既行严厉手续，则各机关办公人士尤应尽情披露，以昭公允。况各局所内所有仆役工匠，皆系雇佣性质，流品不一，自非函请贵厅局等督同所属递相检察，缮具证书，则禁烟办法终嫌疏漏，除先由敝局人员各具保证存案外，相应函请贵厅局等查照，迅将贵处所有办公员役，分别向未吸食、业经戒净、现在遵戒三项，连同贵厅局等所缮证书，一并函送敝局，以备查考。（《申报》1913年1月31日《华界禁烟纪事：催取各机关人员禁烟保证》）

　　在具体操作上，禁烟局要求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实填表，在从未吸食鸦片、已经戒除和正在戒除中选取一项。禁烟局长严君则自己带头，亲具保证书，呈送上海县知事查核，保证书称：局长素不吸食鸦片，如有蒙蔽，愿依新刑律治罪，并甘照月薪五十倍处罚，所具保证是实云云。

　　但要求公职人员杜绝吸食鸦片，哪有那么容易。1913年3月下旬，上海县吴知事收到王佑等人的呈报，内称：蒲淞市议员殷兆熊、张镠、张禄等人违禁吸烟，调验不到，请速处分云云。吴知事于26日特发批示：“来呈阅悉，具见尊法律而重公权，良堪嘉佩。烟禁綦严，代议机关表率人民，尤宜以身作则。前据蒲淞市议员王丰钟指揭，该市议员殷兆熊、张镠、张禄等染有嗜好，饬据该市长查复，以殷议员等前虽有瘾，现经戒除，惟事关重要，难凭臆断等语。是该议员等已处嫌疑地位，因饬禁烟局传知调验，以明心迹。乃昨据该局呈称，殷议员已遵章请验，而张镠、张禄两员尚传验未到，似涉规避……如果始终避匿，则丧失资格，自有法律之制裁。本知事负监督之责，功令具在，亦不能为该议员等解免也。”（《申报》1913年3月27日《烟议员这催命符》）

　　由此可见，民意代表吸食鸦片仍难杜绝，虽然禁烟令相当严苛，将可能导致其丧失议员资格。禁烟局长责任重大。2月13日，《申报》刊发《敬告禁烟局长》一文，为其鼓劲：“上海自禁烟以来，成效已略著矣。今闸北亦归严局长兼办，则闸北之烟民此后自可稍稍敛迹。然禁烟之难，不难于严厉一时，而难于有恒力，尤难于遇有掣肘之事而不灰心，而不使气，处置适得其宜。严局长肯采纳之乎？”

　　三

　　吸食鸦片者众，戒除甚难，而禁令又来势凶猛，掌握权力的戒烟委员的贪污腐化也时有所闻。

　　在安徽六安县，就被曝光了禁烟局借搜查烟土（鸦片）为名，实行敲诈手段，导致商民不堪其苦的事例。其最为舆论所难容的是，他们在西乡独山镇搜查时，竟将良家年轻民妇汪陈氏，带到局里留宿多日，始送行政厅核办。行政厅调查后认为，不便无辜收押，禁烟局于是仍将民妇押回羁留局中。商民对此颇为愤慨，状告到柏文蔚都督那里请求究办，柏都督已派委员前去调查。（《申报》1913年2月14日，《禁烟局留宿妇女》）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民国初年，该观念仍根深蒂固。无辜羁留妇女，在现代社会也难为舆论所容，何况彼时。

　　湖南发生的一起禁烟事件，更为耸人听闻。常德禁烟委员詹润霖，以禁烟为名搜索妇女身体，探及下体，最终逼毙人命。《申报》为此在1913年3月28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署名“钝根”的文章——《讨常德禁烟委员》，称该事件令“闻者皆发指毛竖，女界尤甚，以为不去詹某，常德妇女无安枕之日。”

　　该文称，“夫妇女下体，岂能私种烟苗？岂能怀挟膏土？岂能夹带老枪？即或有之，亦必土气逼人，无待探索。詹乃探索而不得，是可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且妇女之体，神圣不可侵犯，欧美诸文明国莫不皆然。彼中妇女，胸乳高凸，官厅未尝疑为大土而夺之，若令詹润霖一见，不知又将若何探索矣！然而詹润霖胆大妄为，习恶成惯，安知他日不酿重大之交涉耶？詹润霖者，女界之公敌，国家之祸秧，宜骗驱入浴堂，罚充堂官，以成其采葑采菲之志。”

　　除了利用权力骚扰妇女外，更常见的腐败可能是借端敛财了。《申报》在3月27日的报道中，提到湖南省，自烟禁愈发严厉以来，“一般贪鄙龌龊之夫，多方运动，派充烟委至各州县，任意吓诈，酿成巨祸，地方公民大为不平，以致各属烟委被控彻究者，前后不下数十起。”其中，桂阳的禁烟委员还“激成巨变”。

　　禁烟的贪腐中，也有传奇情节。在湖北省，武昌禁烟局总理张汉，自视事以来，外界认为其尚属积极认真工作，对于查拿私烟一事，尤能破除情面，不畏权要，在当地颇受称颂。“惟该总理封翁素与芙蓉仙子结不解缘”——张汉的父亲喜食大烟，所以每次所查获的私烟烟膏，“均以供乃父甘旨之需”。

　　有阿芙蓉癖好的不仅是官员的父辈，还有公仆本人。前任郧县知事邢子文即是其一。因为湖北省查禁严厉，烟土购买不易，他于是走禁烟局总理张汉父亲的关系，获赠土膏数十两。邢知事多次索要烟土，均能如愿，所以对朋友多次歌颂张汉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