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我们奋斗的目标；十九大也指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广大农村，有一种天然残缺，严重制约着百姓获得幸福感，让他们距离幸福越来越远，那就是法律意识淡漠。笔者于春节期间针对这份残缺开展了相关调研，发现一些典型案例很有代表性。其实这些案例都是与香烟有关的法治故事。

村民张三向李四调换承包责任田，并补偿给李四1000元钱，十五年后，李四反悔。因是亲戚关系，当初调换时没有立字据，也没有打收款收条，只是当时给李某两条香烟。在场的人也都人手一包，因为要让在场的人作为见证。如今十几年过去，双方调换的责任田早已变得价值悬殊。李四原来的田在公路旁，如今隔壁田都被人用于自建住房，还是路边第一排，可以作为店铺的，公开市场价值就有十几万元了。但是张某的田就比较偏远，虽然当时作为上等田，可以种植优等农作物，随着农村人种地的越来越少，田地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即便当初调换时面积大了许多，但是现在基本上是荒地，毫无价值可言。

张某当时调换田地时就是为了准备建房用的，如今李某想要自己建房了，所以就对张某说，你要补偿我差价了，这里的田可以作为店铺宅基，价格老贵了。李某的妻子几次三番到张某家提及补偿现在调换田地时的差价，但是张某都是一口拒绝，还口气坚定地认为，早已调换好的，有“实事”为依据的。而且，当时还送了烟给他，在场的人员都抽过他的烟。

张、李二家原本是亲戚关系，调换田地时双方都有老人牵头联系做主调换，两位老人原本关系很好，但是没有签字画押，没有字据为凭。李某正是抓住了张某这一点，才一次次地要求张某给予补偿。张某就是不开口答应补偿，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答应，就会来个狮子大开口，要价绝对不低，而且那块田地现在不能建房了，因为手续不全，即便是要建，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张某不答应补偿，李某就想办法自己往那水田里倒土，要把原本位置低洼的田给填满，这样就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荒地”而向村里申报自留宅基地自建房了。

正当李某填土时，张某经过此地便发现了，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村委会干部也得知消息后，立马阻止了李某填土的行为，但是没有将田地的归属权划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造成两个家族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斗，村委会也无法解决。如此牵涉人员众多，涉事村民烦恼不断，甚至安全都受到威胁，幸福感荡然无存。

张某认为，当时有烟为证，即便没有字据，但是也有道德底线在，一般人不会那么没有底线厚颜无耻说没有收到过张某的1000元钱调换差价，还倒过来说李某补给张某1000元差价了。可是，因为双方牵头办理的老人们都已作古，在场的人员也都说不清楚了，因为是同一个村的人，怕“两根烟不抽只抽一根烟”，所以都是选择了沉默。

李某没有倒进泥土，却公然在改田地里种植上了庄稼。张某肯定不服气，他看到庄稼长出来便去拔掉，这样矛盾就越来越深了。原本是亲戚关系的张李两家，变成了两个家族的矛盾，这在农村极为不和谐稳定。矛盾一触即发。

作为调节关系的重要载体——香烟，在这里却没有传递出应有的效用。农村人大多以为只要接受了对方的香烟，便是事情有了解决的征兆，所谓不打递烟人，接受便是放下。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法治观念淡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维权意识淡薄。农村百姓没有主动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维权渠道不熟悉，没有正确区别权利和人情间的关系，想当然地以为人情大于法律，给今后维权埋下纠纷隐患的种子。

二、普法教育滞后。因循守旧地处理纠纷，如果没有乡约民俗的先例当事人便纠扯不清，对法律常识的欠缺达到相当的程度，造成许多农村法盲有理说不清，有冤情不去诉，而采取自我了结的方式。

三、相关制度不完善。农村百姓出现纠纷苗头不是首先找组织解决处理，或者即便有村民调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却形同虚设，宁愿相信村里有威望的人更有办法去解决。一旦场面失控时，公安、政府部门出动调停也无济于事，政府对于农村一些素质不高、胡搅蛮缠却很有势力的人很无奈，没有相关政策来约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盲区。

以上几点可谓是当今农村制约百姓获得幸福感的硬伤，笔者认为可尝试从多方面着手解决。

香烟传递真情。一支烟可以传递出解决问题的善意，只要多沟通，多接触，少发火，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香烟是沟通的润滑剂，是双发心平静气谈事情的安定剂，只要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香烟，事情就有可能会出现转机。解决办法也会在一支烟后得到缓解，心态稳定了，事情就好办了。

创新普法教育。农村开展普法教育不能停留在老一套，应根据新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力量，借助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优势，将法律阳光普照到每一位村民。如手机微信平台上有法制专栏，综治安全信访教育专栏等，让百姓不出门便能学习法律知识。

关注重点干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懂得所有的法律，有的放矢去普及法律会更有效果，要在相关领域引导百姓学法守法，一旦出现相关纠纷，则会合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如有了土地纠纷用《土地法》、《合同法》、《土地承包管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出现林业纠纷则用《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现身说法，加深记忆，体会到法的实惠。只有这样有针对性重点干预农民才会接受，只有用法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做好服务对接。农村基层部门要主动做好村民服务对接工作，自觉引导村民除了学习法律知识外，更要学习科学知识，相信科学，提高综合素质，将纠纷排除在萌芽状态，一旦矛盾过激时也能采取紧急处理。协调好多方力量，主动作为，不断增强村民法律意识，使其获得真正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