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烟草发展史，不仅仅记录了禁烟与反禁烟惊心动魄的斗争，而且在烟草传播、演进过程中掺和着血雨腥风。

哥伦布带领其具有征服性质的武装探险队前往美洲，烟草得以发现；明军征讨边逆用兵云南，为避瘴除热烟草广为药用；埃及、土耳其发生战争，卷烟为世人所知；……烟草传播与演进，首先与军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烟草税的开征也与战争有关。烟草税源于烟草厘金，而厘金导源于军饷。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席卷江南，势如破竹，克金陵，下苏、常，纵横十余省。面对太平军的行动，清王朝魂飞魄散，到处征兵，军饷急剧膨胀，而国库近于枯竭。这年夏天，帮办扬州军务的太平寺卿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在里下河地区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家沟各镇，仿效林则徐捐厘助饷。

里下河即准安、扬州一带低洼平原来为产米之区，米多价贱，一石捐钱五十文，一升仅捐半文。聚之则多，仅半年各镇捐至万贯钱。咸丰四年，雷以诚上奏《推广厘捐助饷疏》。朝廷准奏后，下谕江苏各府推广。当时向日用必需品抽1％的税款，名抽厘，亦称"厘捐"，是一种变相的捐税。开始仅收米捐，后由于军需所迫，逐渐演变为无物不捐，故又称"百货厘金"，其中包含烟叶厘金。

不久，清政府正式拟定条例实行匣金制度，敕令各地成立捐厘公局。这种征收机构人称"厘卡"，一般分为三级，最上一级为厘捐总局(分二局不设总局)，其下设厘局，分布本省府、州、县或者商埠。厘局又在通商要道或市镇设分局或厘卡，经理厘捐。

分局或厘卡之下还设有分卡和巡卡。分卡分两种：一种管征收，一种管查验。

巡卡担任稽查和缉私，并配备炮船、巡船等装备。事务较简单的厘金，其下仅设厘卡，不再设分卡。厘卡有委办、司事、巡丁等约十余人。分卡一般仅设司事、巡丁各二人。据估计，清末全国十八个行省厘卡总数(包括分卡)约2500～3000处，所用工作人员约有2.5万人。

厘金本是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军平定以后，清政府并未撤消，从此继续征办达五六十年之久。

征收厘金的价额并不是固定的。据雷以诚的《捐厘助饷章程》规定：烟叶每担八十文，烟筋四十文；水烟每大筒三百六十文，小箱二百四十文。但是官府贪得无厌，逐年加码，致使烟叶厘金每担加价至二百四十文到三百六十文。不仅如此，还层层剥皮，致使烟叶行销困难。据清未《谭文勤公奏稿》："甘肃烟酒各商，资本微末，惟兰州水烟，向来颇称大；咸丰以前，省城作坊一百余家，今仅二十余家，较从前不及十分之三。现在每烟一担，计重三百斤，运往他省者，本省抽厘银三两一钱五厘。商民方以利微资重滞销亏本为词，屡请减少，若再令人资领帖，交纳课银，窃恐成本愈重，行销愈滞。"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但仍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扩大商品输出、掠夺巨额财富的欲望，于是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年)5月，英、法、美、俄四国联军炮舰攻陷了天津大沽口要塞，并在英国公使额尔金率领下直逼天津城门。6月在城南海光寺与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桂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附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条约规定："凡外国烟叶和雪茄烟之进口，皆予免税，运入内地者，则须缴纳2.5％的子口税一次；而对于国产者，则抽5％。"

国产烟之征税反高于外烟，而且条约还规定了中国海关的大权由外国人控制，这全然是一种卖国行径。条约一公布，立即引起国人强烈反对，后经清政府妥协，才又做出无论洋烟国烟均按2.5％抽税的规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修正了各国通商进口税则，第一次正式明确了对外烟征收关税。税则中规定，凡外商运入的烟类，除须缴纳进口税外，在进口时与其他进口货物一样，须另纳关税，其税率为5％。若须转运内地，则应另纳转口税2.5％；外商在华设厂制烟者，出厂时应缴付5％的从价税；若运往其他地区，则另依土烟税率，每担征收出境税4.5钱。根据特惠税则，凡得清政府特许之烟厂，减半课税；未经特许者，运入内地时，尚须缴付厘金与落地税。

虽然清廷冠冕堂皇地如此规定，但却是一纸空文对外商丝毫没有约束力。如美商老晋隆洋行，一直依据《天津条约/》规定的税率，每100斤烟叶缴纳出口税银四钱五分，直到1904年7月14日为止。而英美烟草公司来华后，通过英、美驻华使节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于光绪三十年(1904)12月26日由清廷外务大臣庆亲王与英公使萨道义签署备忘录(又称《庆亲王合约》)，继续执行《天津条约》的不平等规定。而且英美烟公司生产的卷烟莫名其妙地按烟丝抽税。仅以"值千抽三"到"值千抽七"，并以"洋货素无完厘"为由，抗缴厘金。

相反，华资烟厂则完纳值百抽五的卷烟税外，尚须"逢关抽税，遇卡完厘"。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卷烟厂北洋烟草公司创立之初，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咨准户、商各部，根据特惠税则免征税厘。但是，中国的海关掌握在洋人手里，海关税务司赫德(英国人)认为华商制造的纸烟利润厚，不予免税，要求北洋烟草公司值百抽五，不再重征。

为此，北洋烟草公司工场总董秦辉祖在《烟草刍议》一文中指出："至北洋公司援案拟仿英美公司改照烟丝完税，则北洋大臣及户、商、外部均无异词，而总税务司阻之。经北洋屡次力争，相持一年，始能邀准。而其余造烟各华商，仍困于重税之下者，尚不知凡几也。夫中国，华人之中国也。所完之税，中国之库帑也。中国政府欲保护其本国商人，或准免税，或令从轻，自系固有主权。乃税务司以受雇之外人，出而干涉，从知我国关税操纵在人，遇洋商则保护之，遇关税则摧残之，与各国适成一反比例。现又令各省商办铁路所用物料，皆须征税矣。以此类推，关权如果长此授予外人，不设法收回自管，我国工商前途，尚何有振兴之望。"

这是一位爱国者发自内心的慨叹与呼唤，但在当时，秦辉祖的建议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被统治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