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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出于多疑、忌讳和恐惧的心理，主张禁烟。杨土聪《玉堂荟记》有这样段记载：“烟酒(明代有的地方称烟草为烟酒)古不经传，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及至无人不用。已卯(1639)，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庚辰，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王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为异，已而知为洪督所请开其禁也。”
在崇祯帝看来，“吃烟”意味着京都“燕”的陷落，故恶之并严申禁令，而且似乎为此真杀过人。然而民间吸烟之风日盛一日，普遍存在“私种”“鬻”和“偷吸”的现象。王逋《蚓菴锁语》谓崇祯下禁烟令后，“法轻利重，民不奉诏”。俞正變《癸已存稿》也评论此事：“烟利厚，而吃烟声恶，民间卖者，题曰‘煕朝瑞品’，以讽官吏，使不究诘。”
崇祯禁烟很不成功，以致后来不得不采纳洪承畴的意见，解除禁令并允许民间种烟和允许商人贩运。
新意盎然——安徽中烟在新质生产力实践中的探索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