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南洋｜第三章 抢滩上海（上）

　　三、沪局的设立

南洋公司将产品从香港大量运往上海销售大约是在1914年底或1915年初，但销量不多。据卢晓臣1915年（农历）1月23日写回的报告，上海170家小同行受大同行之压力，除售英美公司之货外，不敢代售他人之货，称：“连日奔走，自南京路以徂里外虹口，竟是不但无人肯定货，即欲将货交托其代卖，卖出而后交银，亦竟有多数拒而不钠。”幸好有4家愿意代为销售。可见，南洋产品最初进入上海时的困难情形。1915年南洋公司参加国货展览会前后，产品逐渐为代理商和消费者认识，公司方面感到供应应接不暇，香烟自香港向内地长途转运成为市场开拓的一大窒碍，以致中国国货维持会、承销商等建议南洋在上海设厂，并先设立分公司。国货维持会戴金章致函王世仁称：

贵公司热度程度极高，至鄙人处来报告，承销者不少，如作缓图，恐一受冷血，则挽回不易，鄙意以设（为），不如先请在沪设立分公司，筹销各种香烟，需货由总厂运沪，一面购地设厂，双方并进，已副社会之雅望。且设立分公司经营，可省先将各家承办分销章程订定寄下，以使代为接洽，须与英美烟公司章程相同，则不患无分销处矣③。

南洋上海业务的开拓得力于这位名叫王世仁的幕僚。王世仁，号秋湄，广东人，一位金石家，略通经营（有资料说曾就职于《广东七十二行商报》报社任编辑兼翻译），后一直追随简氏兄弟。南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沪局）于1916年4月10日正式开幕营业，那时由画家周柏生负责广告业务。这一天，王世仁致函公司称：

沪局原早开幕，嗣因电灯阻滞，今决日间开幕。而沪人望眼欲穿，姗姗而出，容光更照人也。沪市“飞艇”销滞，实缘“空山”（即英美公司）全力对待；惟我亦有以御之之法。拟开幕数星期，补烟与同行，作为赠彩，则必获畅销④。

南洋沪局的设立，对英美公司来说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他们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王世仁于开业不久即致函简氏兄弟称：

我局自在沪成立，“空山”愤恨已极，日谋对待。不幸艇烟（“飞艇”）起价参差，致彼乘虚而入……复在南京等大埠，煽动小贩，买贵卖贱，暗中津贴，致分销我烟者无不存观望之心；亦由我分销多不得力，故得为其动摇。现“空山”又在北方捣乱矣。揆其情形，务使我烟沦落而后快⑤。

毫无疑问，进军上海是一种诱惑，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南洋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向上海挺进，这或许是那些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社会环境极端恶劣情况下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与风浪搏斗中的一种必然选择。然而，在上海开拓市场，会引起英美公司的强烈抵制。有商人范松洲致函简照南称：

贵公司“飞船”（即“飞艇”）唛试烟（销）以来，承蒙各界爱国君子同声赞美，故而销畅日增月盛……英美烟公司大受影响，其营业有日落千丈之势。可恨者其设法种种，破坏诡计甚多。现下招入十人下流之徒，手捧“飞船”，沿马路大叫，某某货，贱价出售……⑥

不久，发生抵制日货运动，日资企业的货品销路受到影响，上海市场上对南洋的国货产品表现出强劲的需求势态，有虹口地区广生隆号由轮船自香港带来“飞艇”、“三喜”和“飞马”等牌号出售，售价甚高；另有一家也自香港带来南洋的香烟，竟在大门口大书“总发行”字样。更有德隆昌号于1915年7月9日致函南洋公司，要求作代理，弦外之音虽不乏恭维之意，但言辞也算诚恳：

今为提倡国货起见，近见贵公司所出品“飞艇”牌、“喜鹊”牌、“三喜”牌等烟，此数种申江社会颇为欢迎。小店眉（眼）下托船友向香港、广东等埠寄来，因货到埠甚少，不济门售，而且其价受亏亦为不少。闻得贵公司目今价外推广，仰共提倡，可至申江创办公司或着代表来申，以能便利；倘来申，先寄数十箱，以济申地推广。现今申江全埠人士皆有爱国思想，自外埠寄来之货，略有十余家发行。“飞艇”以名振申江，全埠每日计算，可售二箱。因货不多，不能用全力发行，况而尚未正式来货。若来申创办，敝（鄙）人愿劳犬马之力，可能挽请同行同志协力提倡；况而目今有三鼎大之机会：一曰，提倡国货之际；二曰，“盗”（英美公司之“老刀”牌）也有谣传日货等说；三曰，英美烟公司大小同行，大为反对。切勿错过……我业人士眼光之中，观“飞艇”烟，将来一定发达，“派力”（即“派律”）定被“飞艇”所灭。至望速装来申……⑦

沪局开业后，南洋公司派人在上海经多方游说拉拢大同行，在20余家代理商中仅有一家勉强同意。1915年10月以后，由于南洋的产品和南洋这个企业为许多人士认识，销路看好，特别在南洋沪局开业后，与英美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1916年3月13日，王世仁致公司函称：

现“空山”屡为代理胁制，亦没奈何。“空山”因我公司成立，一味放松，以动摇我同行。而我局亦先示和平，俾同行不堕其术。此中操纵，非笔墨所能尽；一言蔽之，因事制宜而已。沪局各数，轕轇颇多……⑧

四、开拓上海周边市场

在进入上海之前，简照南派人到华东、华北作过大量调查，他本人也亲赴北京、天津、南京、汉口、张家口等地实地考察，组织设立分销机构。

南京等地也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简照南曾致函简玉阶，回忆他在苏州、镇江、南京等地调查的情况称：

先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即“红粉包”）、“强盗”牌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现又运动各烟摊专卖其货予以补助利益，各人无不为其所动，是本公司烟难行⑨。

英美公司为对付南洋上海分公司的设立，加强在上海市场的抵制，将已运往外埠的“派力”牌统统转运回沪，使市面上布满这一牌号；同时，将批发价由原来的每箱250元降低为225元，目的是使南洋的产品无法对抗。英美公司企图用这种方式将南洋在上海立足未稳之前扼杀于襁褓之中。不料，南洋将计就计，趁外埠之空虚，抢占市场。正如王世仁给简照南的函所称：“用兵者胜于一地而败于多地，非策之善。”简照南正是采取一种“避实击虚”的战法在上海周边市场站住脚，其成功的例子是关于苏州市场的争夺。1916年4月，南洋公司与苏州商人潘承训签订代销合同，代销范围是苏州府所属的吴县、昆山、常熟、吴江、太湖等县；其代销章程除对保证金、佣金、广告费等一般事项作了规定外，还规定不得售卖别家的烟和保证潘的商号在本地区享受独家代理之权，如在所辖范围内“另有他人将本公司之烟私运入时，除报告公司设法取缔外，该号得自己设法查禁严罚之。”这些做法，包括英美公司在内的同业中的企业都是经常采用的。南洋公司还运动中华国货维持会事务所派员携带其产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宣传，请出苏州总商会出面邀集各界开会，劝导国货，以免利权外溢。南洋机智、灵活的反应，从英美公司争夺市场，将一个个困难转变成一次次胜利。

南洋以“飞艇”同“派力”竞争，注重定价策略，并按英美公司的做法包办“水脚”（即补贴运费），尽可能使中间商有利可图。王世仁于1916年4月致函简照南，称在沪局设立后反而感到压力和责任：

夫我今日所难与“空山”斗者：第一，固由内力不足；次则人才不敷用；而其总因，则有国力之弱……外间不察，以我公司发达为贺，弟尝以为惧。盖身处孤舟之中，而后知风涛之险，岸上之人自然隔膜也。自沪局成立，而惧更甚，盖成败关头在此。

长江一带，为“空山”根据地，我今攻之矣。然攻而不得法，必为所败。如彼“派律”卖七仙，我烟卖七仙，攻不入也。彼有多年成绩，彼贴水脚，彼派西人常川来往，彼包烟酒公卖费，种种方法，我所不及……我恃惟有廉价，使分销厚利。积以岁月，根基既稳，则战无不胜……

分销不得力，原难责备，因其包办水脚、厘税等费，批出所赚有限，自然进行疲玩。如卖“空山”烟可赚八元，我只赚四元、三元，既欲多赚，而市场即滞。如“艇”烟（即“飞艇”牌）沽六仙则好销，六仙半或七仙则必滞。天津、汉口虽能争胜，，然影响所及，不能长恃……⑩

五、建立上海制造厂

随着市场重心从华南、南洋群岛一带向北方的转移，简照南决定在上海建立总制造厂，同时将南洋公司的总部从香港移到上海，这就意味着要在英美公司的眼皮子底下同这个庞然大物开展殊死搏斗。

南洋产品初入上海时，王世仁料定英美公司必以价格打压，建议公司即使吃亏也要以在市场站稳脚根为根本。1916年5月4日，他料定在上海竞争之激烈，援引《孙子兵法》致函简照南称：

做烟局面时时不同，要在善于应付。弟早知沪局成立，必有一场剧战，现正起点，将来对垒未能预料。兵法云：“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敌之。”弟尝抱此宗旨，谅兄亦有同情。

商战如兵战，中外烟草商在上海的“拉据战”也是简照南预料中的事。所谓“无恃其不来”，意在打有准备之战，此乃用兵的基本法则。经友人介绍，并得到上海知名粤商劳敬修等人协助，简照南租得粤商陈炳谦位于东百老汇的栈房一处，后于1917年2月以3万两白银购入，作为厂房。

英美烟草公司当然不甘心一个产量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同类在眼皮子底下的存在。为阻止南洋建厂，在南洋已向陈炳谦支付租房押金后，英美公司托人说服陈撕毁合同，表示愿以10万两白银购买。陈炳谦将此话转告简照南，说如果让出，可立即获利七、八万两。简照南断然拒绝了这一点。他于1917年2月22日致函简玉阶称：

第三日，“空山”始到卖主处欲买我厂，惟时已迟。后欲加十万两，着卖主设法退去我之合同；幸该号买办是广东人，名陈炳谦者，力争不能硬退，只可利诱。怪不得有一日他对我说，该工厂如允让出，则马上可获利七、八万两。余对以工厂非别可比，莫讲七、八万两之利益，即十余万，现也不能让出……

这里，简照南以“空山”为称呼英美烟草公司的代名词，取唐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句，是鬼影憧憧也。鬼能祟人，以“空山”比拟这个庞然大物是再恰当不过。

简照南懂得市场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去认识市场，研究市场，将自己的产品迎着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投入市场的激流之中。很快，南洋临时卷烟厂开工出品，在品质上逐渐适应了北方人在口味和颜色上的要求，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

由于产品销路扩大，市面供不应求，简照南不得不考虑扩建上海厂，同时扩建的还有香港的制造厂。不过，南洋要扩大规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这时候，除了新建与扩建沪港两厂外，还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其中主要是上海厂购进和贮存烟叶所需资金。1916年8月，南洋库存烟叶所占资金超过了100多万元，又每月进货需付20万元-30万元，而每月消耗不过10余万元的烟叶。为此，简英甫致函简玉阶质问道：“何以定办如是之多，岂无预算耶？今看此银期，真令人心惊胆寒。”可见，同许多民族企业一样，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是资金困扰。

如何融资？虽然公司业务处于上升时期，且1916年的盈利可望在100万元以上，但靠企业自身的积累非常有限，对外扩股又受到企业制度本身的限制，且与简照南创办一个家族企业的初衷格格不入。简照南之三弟简英甫曾在致简玉阶的函中提醒兄长们，资金问题须“从速谋划”，决不可“临渴掘井”。这年8月，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局突然出现在简氏兄弟面前，寻求与这家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合办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照南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愿出“九牛二虎之力”促成此事，这可以借官力与英美公司竞争，也可解决面临的资金问题，然合资最终流产（见第四章“官商合办”）。

南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求助于金融资本。那时候银行本身市场度不高，尤其是取得大额贷款，要有很高的信用度。南洋在上海仅是崭露头角，虽有劳敬修及陈炳谦的关系，但要取得所需数额贷款仍有相当困难。

这时，有一个人走入了简氏兄弟的视线，他就是东南亚知名的侨商简寅初，广东新会人。此人早年与简英甫一道参加中华革命党，而简英甫是该党新加坡名誉支部长，二人有深交，简称他为宗兄。1916年10月，简英甫致函在港的简玉阶，称简寅初愿为南洋筹谋贷款，说他有一堂弟，名北正，与揸打、汇丰两银行的买办“极有感情”，如能出面，可贷到100万元至200万元。按照简英甫的主意，由兄长先与简北正“亲热”，后由简寅初向其堂弟挑明真意，果然顺利地拿到了银行贷款。作为报答，南洋在后来的企业改组中给了简寅初5万股。

1917年底，在原来栈房的基地上，南洋开始了上海厂的扩建工程，一座五层楼的近代化工厂拔地而起，耸立在东百老汇路上，门牌是97、98号。不久，该厂20余部卷烟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其牌号有“双喜”、“马车”、“爱国”、“飞艇”、“三喜”、“飞马”等。这是一座在抵制英美公司颠覆活动中建造起来的全新的工厂，足以与英美公司的制造厂媲美，足以使简氏兄弟引为自豪。9月12日《民国日报》载中华国货调查会编辑主任宋似我“参观南洋上海厂记”云：

该厂地址位于百老汇路之北端，占地之广，建筑之伟，盖无待言。请言其内区，全厂为7部……有职工三千余人……原料则取料山东、湖北、安徽诸土产，惟有上等烟支内，始少加美国叶，盖美叶大而柔，国叶小而硬，种植装运需亚于人，遂使毅力提倡之，要不得不有楚材之叹；出品机凡七十余架，每机每分钟能成烟卷三百余支……

南洋公司上海制造厂

当时上海有烟草工业企业近10家，其中比较像样一点的如德隆烟厂、瑞伦烟公司、利兴烟草公司等，其规模均不及南洋之半。所以，南洋抢滩上海并在这里建造新的卷烟厂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在民族卷烟工业中的地位，足以使南洋兄弟可擎起那面国货卷烟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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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⑨⑩111213161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页42、43、46、66、44-45、46、50、89、48、52、56、62、62。

③⑥上海档案馆档案U181-1-27。

⑭罗一星《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简照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86年第36辑。又笔者所知，孙中山题“博爱”二字之条幅有多个版本。

⑮叶少林（遗作）《江门文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第九辑，1983年。

⑱⑲《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下称《英美资料》），页610、6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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