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历史影像资料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烟不离手”：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殚精竭虑的他们时常需要运筹全局，通宵达旦，因此，一支提神醒脑的香烟就成为了领导们必不可少的配置。

而在诸多国家领导及高层当中，抽烟最凶、烟瘾最大的，当属毛主席了。有警卫员私下统计过，毛主席烟瘾最重的时候，每天要抽将近五六十支烟。

因此，在革命途中，他也对于旁人递来的烟“来者不拒”，不论是手工旱烟，还是土烟，毛主席都慨然接受，甚至烟瘾上来时，还临时用树叶替代过。所以，在后来和旁人对于烟瘾的讨论时，毛主席也风趣地戏称自己“抽的是百家烟”。

这样的“百家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许多年后，毛主席才逐渐开始固定地开始抽一种烟身棕黑色的雪茄烟，甚至把它当成了的“心头好”。而这支形状粗实的雪茄烟，其实正是北京烟厂为领导人手工卷制的特供雪茄烟“132号”卷烟……

一，毛主席的“香烟缘”

如果向前追溯毛主席何时开始和香烟“结缘”，大概要回到1927年的井冈山上。

那个时候，为了解放旧中国，毛主席经常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进行大量的思考，宁静安谧的夜晚就成为了他的“工作时间”。为了抵抗夜间不请自来的困意，毛主席选择了使用香烟提神，就此嗜烟成瘾。

那时的旧中国兵荒马乱，为了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总路线，毛主席先后到长沙、湘潭等地亲自考察，当地特产的“叶子烟”就此成为了他和农民之间“打开话匣子”的最好工具。

借助一支支叶子烟，毛主席成功地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也对于后期的革命战略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方向。

在那个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年代里，香烟和茶叶都属于奢侈品，为了缓解烟瘾，毛主席经常“逮着什么就吸什么”，或者亲自将烟叶拿来晒黄，切碎，弄点白纸卷成锥形，做成自制的生烟、旱烟。这样做出来的烟味道很呛，但是为了工作，毛主席从不嫌弃。

1936年，毛主席每天已经要抽将近五十支烟，可是就在这样一根根边区自制土烟的背后，毛主席成功地写下了经典著作《论持久战》，震惊了全世界。

二，唯一一次破例“戒烟”

在这样大的烟瘾之下，毛主席却曾经为一个人破例戒烟了几个小时，那就是蒋介石。

1945年时，毛主席和相关领导人前往重庆商讨“双十协定”，为表诚意，毛主席在会议上一根烟都没有抽。在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敬佩而谨慎地对身边人评价道：“毛泽东嗜烟如命，却能够在会议上坚持绝不抽烟，此人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觑啊！”

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的烟瘾再次迎来了新一波的高峰期。

两军交战，形势瞬息万变，一个指挥上的失误就可能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因此中央的指挥室里经常烟雾缭绕，毛主席手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从来没有空过，弄得一同参与决策却从不抽烟的周总理苦不堪言。

不过，那时的毛主席经常可以收到来自于国民党的品牌各异的“战利品”，这其中偶尔还会有美国劲大味重的“555”牌香烟，毛主席的香烟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重，开始固定地抽中国国内自己生产的“熊猫牌”和“中华牌”两种香烟。在他的办公桌和床头前经常目力可见有好几盒香烟，方便他随时取用。

而嗜烟如命的他在祖国各地四处巡视访问的时候，也会借此机会购买当地的特产烟“抽抽看”，如果觉得不错，就会多购入几条带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品尝”。

三，一支雪茄烟，成为“心头好”

1965年，已经七十多岁的毛主席由于多年烟龄，经常咳嗽，原本的纸烟在毛主席看来变得“没味道了”。在贺龙和李先念的推荐下，毛主席尝试了一款新型的雪茄烟，觉得抽起来清爽香醇，从此发现了自己的“心头好”。

那是一款来自四川什邡烟厂、质量较好的的“金坛雪茄”，在四川一带早已小有名气。

最一开始，四川什邡烟厂将这款雪茄供给了四川军区领导品尝，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这款金坛雪茄就此传到了毛主席的手中。从此，这款金坛雪茄开启了它独一无二的运输之路：由毫不知情的什邡烟厂将香烟送抵四川军区后，再由中央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取烟。

这样“曲折”的取烟道路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考虑到取烟过程中的不保密性和其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中央决定改在北京直接制造雪茄，故而选派了几名北京的烟草技工，让他们去什邡烟厂“取经”。

然而，什邡烟厂制烟的过程过于考究，制烟的原材料选用的是成都新都县油沙地的特产烟叶，每年产量不过2000斤，其中的炒制手续更是要经过精挑细选，不论是烟丝的晾晒、外皮的制作，还是卷制的手工步骤，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方式。

北京的几位技工师傅在成都呆了二十多天，最终遗憾地表示自己“真的学不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中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从什邡烟厂“借”工人。

在经历了严格的政审和技术选拔后，最终，什邡烟厂里的范国荣和另外两名制烟师傅黄炳福、姜跃荣等人一起，从四川举家迁到了北京中南海对面，和由北京烟厂选派而来的辅助工们一起，专门从事为中央领导人“制烟”的工作。

回忆起刚到北京的生活，范国荣老人觉得十分激动：

“我们是夏天结束、马上秋天的时候到的首都，一到北京，北京市长专门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尽管提，还特地将我们几个人的家属也带了过来……她们因为都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习惯，住了半年多，想要回四川去，领导们担心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再三挽留。”

四，专供中央的“132”制烟小组

为了给这几名“远道而来”的技术骨干一个安静保密的工作环境，生产小组放弃了北京烟厂附近的地段，多次考察选址，最终将生产地点定在了中南海的对面的、原本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南长街80号。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四合院，院墙上拉着电网，门口还有士兵站岗，“看起来像是里面住着一个大领导”。范国荣他们就在这个环境里成立了“132”小组，由什邡继续提供原生产材料，开始了专供中央的雪茄烟制作。

提到“132”这个代号，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在抵达北京之前，专供中央领导人的雪茄全为“13号雪茄”，而这种雪茄粗细不一，粗的一端用来点火，细的一端则用来抽吸。

然而，在某一次毛主席接待外宾时，由于在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讲话，一不留神，竟然将雪茄拿倒了，用粗的那一端抽烟，结果“既不好看，也抽不动”。

为了方便毛主席的使用，制烟小组修改了卷烟手法，将雪茄烟卷成一根粗细均匀的圆柱形，并将这种烟命名为“132号雪茄”，特供毛主席专用，“132”小组名跟着由此而来。

由于特供中央和毛主席，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制烟过程的重中之重。生产雪茄的房间外面密密麻麻地拉上了铁丝网，内里的烟叶也经过层层封锁，逢年过节还要由负责人来贴好封条。就在这样严密的防范之下，甚至还出过一次乌龙事件：

那是一年春节长假，经历了阖家同乐的节日假期后，范国荣老人准备回小屋上班，进门却发现屋里的灯绳“失踪”了。由于制烟工作的严格保密，范国荣立即向厂长报告，厂长又层层汇报到中央，中央立刻派公安局的同志来协助调查。

一群人在房间里上下搜查良久，终于在屋顶的一个老鼠窝里发现了灯绳，“虚惊一场”。

五，默默奉献，直到解散

在“132”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半年里，他们也曾经面临过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发现，对于“132”小组生产的新雪茄，毛主席总是抽了三分之一就放下了，然而对于四川什邡烟厂供来的雪茄却一抽到底。

这个特殊的情况让工作人员都大惑不解，小组领导们为此特地召开会议，集中研究雪茄的区别，终于在点燃后重新找到了答案：

原来，“132”小组按照在烟厂时的习惯，烟叶烘干到13%后，就开始制作；而四川什邡烟厂送来的雪茄经过了漫长的道路颠簸后，里面的湿度只剩下了11%，两者之间查了百分之二。

正是这百分之二的差距，让改变了形状的圆柱形“2号雪茄”在点燃后，烟身的温度变得更高，拿在手里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烫手。

找到原因的“132”小组在第二天将烘干程度提升到11%，再送到毛主席的手边，经过一天的观察，毛主席果然也将新的雪茄抽完了，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

随着年龄的增大，主席的身体也越来越大不如前，为了平衡吸烟与健康，“132”小组后来还在雪茄中加大了中草药的比例，减轻尼古丁的危害。

为了使制烟小组“后继有人”，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人在北京各个人才机构中反复奔波，最终敲定了四位“接班人”：由于涉及到保密与政治问题，四个人来到中南海80号工作后，对亲朋好友都是严格保密自己的工作，也从不在工作时间内接打电话。

在这样的严格规定下，每一位参与到“132”制烟小组的工作人员仍旧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着，为中央领导人专注地做好每一支烟。

直到毛主席逝世的前两年里，由于身体原因，毛主席开始彻底戒烟，供往中央的雪茄烟量因此逐渐消减。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同年底，“132”制烟小组停止生产，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小组内的成员陆续被分别安排进了北京卷烟厂，“132”小组正式解散。

回首这些高层领导人的“烟史”，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不得已为之”。香烟，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那些领导人们释放重担之下的压力的一剂“良药”。

而如今的中国，巨龙腾飞，领导人“烟雾”之后的那个中华自强的宏大理想，也正在一辈又一辈人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之下，渐渐实现！曾经特别的132雪茄烟，也成为了历史中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