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高烟草税对就业和烟农的影响分析

烟草公司常常宣传烟草行业为国民经济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特别是解决了大量烟草种植农民的生计问题，并以此来反对提高烟草税，宣称烟草消费减少将会减少大量的就业岗位，造成烟农收入下滑。这一观点并不全面。

（一）我国烟草行业就业状况分析

我国是烟草消费大国，同时也是烟草生产大国。据烟草部门2019 年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烟草行业共有职工55 万，另外烟草产业还涉及近100 万户烟农、520 多万户卷烟零售客户和众多上下游相关产业从业者，总计约影响2000 多万人的就业与生计（刘大伟，2019）。

从分部门的情况来看，与烟草产业相关的就业人群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烟草制造业和批发业从业人员，在我国烟草专卖制度下，主要包括各地的烟草工业公司（从事卷烟生产）和烟草公司（负责烟草专卖）及其下属企业职工。这部分人群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烟草行业从业人员。表5描述了我国2008—2017 年烟草制造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变化情况，总体来看，这十年间烟草行业就业人数保持了稳中略有下降的态势，总就业规模大约减少了15%。

第二类是烟草零售户，也就是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零售的人员。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的与烟草相关的就业人员中，这部分人群规模最大，接近烟草工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的十倍。然而，进一步分析来看，这部分人群绝大多数并非只销售烟草产品，而是在销售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兼营卷烟零售业务。因此，把这部分人群算作烟草行业从业人数并不合理，烟草消费减少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会太大。

注：“-”表示缺少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第三类是烟草种植者。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数据，2019 年我国共有500 个县、4235 个乡种植烟叶，涉及烟农92.36 万户，种植面积1347.3 万亩。从2004 年到2019 年的历年数据来看，2004 年，我国有365 万户烟农，随后逐步下降至2019 年的92.36 万户，烟农规模总体上呈现快速下降态势。

总体来看，我国与烟草直接相关，或者说直接依赖烟草的部门主要有两个：一是烟草制造业和批发业，2017 年就业人数约44 万人；二是烟草种植业，2019 年共有92.36 万户烟农。这一数据显示，与烟草直接相关的就业人数很少，且一直在逐步减少。

（二）减少烟草消费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

烟草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往往宣传，提高烟草税会造成烟草消费减少，进而减少烟草行业就业岗位，导致失业，特别是会影响烟农收入和生计。本部分基于数据资料和已有实证分析结果，分别分析减少烟草消费对总体就业状况和烟农就业与收入的影响。

1. 减少烟草消费对总体就业状况的影响分析

从理论上说，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会抑制消费者的烟草消费需求，导致烟草销量下降，进而造成烟草行业的收入减少和就业岗位减少。但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烟草工业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行业，整个烟草行业的就业人数并不多，因此从一国整体就业规模来看，烟草行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对整体就业状况的影响很小。第二，由于烟草消费具有成瘾性，其价格弹性很低，因此提高烟草价格在短期内并不会造成烟草消费的大幅下降，而是表现为短期烟草消费增长减缓，长期需求缓慢下降，这意味着就烟草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并不会很显著，会有一个长期消化的过程。第三，从长期来看，消费者因烟草消费减少而节省的资金会花费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从而会增加这些行业的销售收入，进而拉动这些行业的收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综合来看，烟草消费下降在短期内会造成烟草行业一定的就业损失，但随着长期替代消费带来的就业增加，其综合效应要取决于二者的数量对比。从现有文献来看，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烟草消费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甚至还会带来净就业增加的正向效应。Warner 等（1996）设计了一个模型，基于消费者的正常消费模式，在消费者消除或减少烟草消费支出并用于其他等效支出的假设下，对美国东南部烟草地区和8 个非烟草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并与包括正常烟草支出的区域经济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在1993 年美国人没有任何烟草消费，那么东南烟草地区将减少30.3 万个工作岗位。但从8 个非烟草地区却将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这足以完全抵消东南烟草地区的就业损失。持续到2000 年后，东南烟草地区将失去22.2 个工作岗位，但在全国其他地区将增加35.5 万个工作岗位。在烟草消费量下降速度加快一倍的更为现实的假设下，在1993 年东南烟草地区将失去6300 个工作岗位（占区域就业的0.03％），到2000 年失去36600 个工作岗位（占区域就业的0.2％）；而8 个非烟草地区在1993 年将增加6400 个工作，在2000 年将增加56300 个工作。这一结果显示，减少烟草消费对烟草行业就业的影响不大，而且随着消费者其他支出的增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岗位将增加，这在整体上足以抵销甚至超过烟草就业减少的影响。表6 进一步对已有的多国实证研究及其结论做了归纳。

针对我国情况进行的实证和模拟研究同样表明，提高烟草税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并不大，从长期来看，还会产生正面的扩大就业效应。我国烟草行业（包括制造业和批发业）总就业人数长期保持在50 万人左右。Hu 等（2008）

模拟分析了我国提高卷烟税对就业的影响。在价格弹性为0.5 的假设下，卷烟消费税提高1 元/ 包（当时香烟的平均调拨价为2.711 元/ 包），卷烟销售量将下降5.3%，职工人数将减少5549 人，这一数字代表了基于平均线性关系的下岗人数的最大可能性，而这不过占烟草工业总就业人数的1%。因此，提高烟草税和烟草消费减少对烟草行业就业的影响很小。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吸烟者因减少卷烟消费而节省下来的钱会用于食品等方面的额外支出，从而增加其他行业的经济和就业规模，那么提高烟草税对就业的净影响还将比估计值小得多。2012 年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报告显示，烟草工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烟草工业的就业人数不但绝对值较少，且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很低。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3 个行业相比，烟草制品业的资本劳动比大约上是其他3 个行业的10 倍，如果将烟草行业现有资本投入到其他3 个行业，可吸纳多于原来近9 倍的劳动力。张延辉（201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模拟分析我国烟草消费下降对全国就业的影响，他假设在2010 年我国的烟草消费完全减少至零，同时减少的消费完全被分配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上，不考虑消费变化对政府税收收入的间接影响。模拟结果显示，烟草行业规模减少导致的就业损失远远小于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增加带来的就业增加，由于我国庞大的就业基数，烟草消费减少对就业的净影响结果是增加了180 万个工作岗位，占2010 年全国就业总规模（76100 万人）的0.236%。

2. 减少烟草消费对烟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分析

与资本密集型的烟草工业相比，烟草种植是一个高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烟农数量要远远高于烟草工业从业人员，因此烟草种植受烟草消费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更深。然而，如前所述，从2004 年到2019 年，我国烟农规模从365万户下降到了92.36 万户，15 年减少了75%。而在此期间，我国的卷烟销量持续正增长，直到2015 年受卷烟提税顺价的影响才出现了轻微的下滑。二者的背离表明，烟农的数量一直处于自然萎缩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烟农放弃烟草种植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种植烟草的经济收益在下降，这一过程主要来自于烟农自身的选择，基本没有外力的推动（赵鸭桥等，2018）。

第一，从烟草产业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来看，烟草行业虽然创造了巨额的工商税利，但烟农的收益非常有限，在整个价值链的分割中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樊雪志，2013）。从2018 年的数据来看，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为11556 亿元，上缴国家财政总额为10000.8 亿元，然而烟农种烟总收入却只有550 亿元。对比国外的情况可以发现，烟农收入在烟草行业价值链的分配均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对美国的烟草销售收入分配的数据分析表明，从1990年至2003 年，美国消费者的烟草消费支出从395 亿美元增长到了811 亿美元，其中，烟草制造商在其中的收入份额由53.9% 提高到了57.9%，而烟农的收入份额却从3.4% 下降到了1%（Capehart，2004）。

第二，从种植业的成本收益率来看，烟草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强度大，且需要购置烤制设备，成本投入高，总体来看其成本收益率要低于其他作物，这一点已被大量研究证明。Hu 等（2007）在2002 年和2004 年分别对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种植烟叶与种植其他各种作物相比较，其每亩的收益—成本比基本上是最低的，低于油菜籽、黄豆、水果、蚕桑等其他农作物。袁庆禄（2010）在对2004— 2008 年烤烟与花生、玉米、小麦和稻谷的成本收益率进行计算比较后，发现烤烟在几种作物中成本收益率最低，2007 年仅为2.51%，2008 年由于收购价格大幅提高，成本收益率升至18.55%，但是与其他作物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张文梅等（2019）对2016— 2018 年江西省广昌县烟草与其他作物的成本效益比较分析显示，该县近3 年的烟叶种植效益总比不高，与投入成本相比，只有2017年烟农种烟除去成本和自己劳工外亩均略有净利润，2016 年基本持平，2018年烟农种烟效益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部分亏损事实上就是烟农投入烟叶生产的劳工亏损。与当地特色产业白莲和茶树菇相比，烟草种植的亩均利润和户均利润均远远低于后两者，而且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烟草种植具有很高的健康隐患，与烟叶的接触会造成尼古拉中毒，由此给烟草种植者带来长期的健康损害（Schmitt，2007）。这一点虽然难以量化，但毫无疑问会降低烟草种植的长期收益。

第三，从烟农的收入情况来看，从2013 年至2018 年，我国烟农户均收入从3.42 万元提高到5.39 万元。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0.94万元提高到1.46 万元。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调查结果，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为3.56 人。据此测算，烟农户均收入与农村居民户均可支配收入并无明显差距，但烟农收入波动性更大，更不稳定。

资料来源：历年《全国烟草工作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表明，烟草种植的收益并不如烟草公司所宣传的那么大，烟农放弃烟草种植主要来自面对烟草种植收益下降的自然选择。事实上，对烟草公司而言，其关心的是能满足其生产需要的稳定烟叶数量，而非烟农的数量和收入。近年来，面对烟草种植收益下降，烟农自然转产的局面，中国烟草公司采取的主要做法是推进规模化种植，培育种植规模在一定亩数以上的职业烟农，而非大幅提高烟叶收购价格，鼓励更多的烟农种烟（中国烟叶公司，2016）。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烟草税会减少烟草行业从业人员岗位，但对一国总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由于消费者非烟草支出的增加，还会带来社会就业岗位的净增加。

第二，烟草消费减少对烟草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烟草行业的主要收入和利润集中在国家财政和烟草公司，烟农的收入并不如烟草公司宣传得那么高。从种植业的成本收益来看，烟草种植的成本收益率低于其他作物。从烟农户均总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看，烟农的收入并不比一般农民高出多少，且其年度收入极不稳定。实际上，我国的烟农户数在近十余年间已明显处在自然萎缩过程中，这主要是由于烟草种植收益下降造成的，而烟叶生产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烟农户数的自然下降也表明，烟农在放弃烟草种植的同时，替代性从业岗位已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较充分调节带来的新供给。

第三，我国于2015 年明显提高卷烟消费税并推高卷烟零售价后，国内烟农户数并未随即出现明显的下降速率上升现象（见图2），表现这一提税顺价因素，对烟农户数减少的直接冲击作用不大。因此，未来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并无需过于担心其对烟农户数和收入的影响。

第四，尽管经济因素是烟农放弃烟草种植，选择种植其他作物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主要因素，但与烟草种植相比，转产对烟农来说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和市场风险，包括缺乏初始投入资金，缺乏新作物种植技术和经验，新作物存在价格波动风险等（赵鸭桥，2018）。这也是部分烟农仍选择种植烟草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情况下，为缓解提高烟草税对烟农的可能影响，可借鉴菲律宾等国的经验，A 从烟草消费税收入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帮助烟农的替代生计，包括加大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引导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为农户提供转产培训、就业支持和信贷、保险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等，以帮助烟农做好转产准备，稳定农户转产收益。

  作者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资讯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