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在起草印度的烟草政策时考虑这种习惯的经济影响是很重要的。烟草业支持着数百万人的生计，并为印度的税收和农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政府和世卫组织等组织进行了大量投资，但目前的政策并未有效减少烟草消费。香烟和大麻的销量并没有减少。印度有3亿烟草使用者，占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烟草控制框架需要转向优先为烟草使用者提供解决方案，并接受烟草业的见解。

这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国家，烟草消费最高的群体来自较低的经济阶层。贫困循环由三个因素驱动。首先，增加税收导致他们有限的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这种习惯上，使个人变得更穷。其次，税收膨胀助长了非法烟草贸易，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并可能影响社会福利投资，进一步影响弱势群体。最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给个人带来高昂的医疗费用负担。戒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尼古丁的特性可以减少饥饿感，促进新陈代谢，吸引低收入群体经常使用。

有办法打破这个难题吗?通过将有效的全球战略与量身定制的国家一级方法相结合，政府可以同时促进情感诉求和科学，以减少损害和威胁，从而控制或消除烟草危机。如果不可能禁止烟草，那么留给使用者的唯一选择就是戒烟或死亡;由于现有的控制政策没有发挥作用，现在正在走向极端，限制更安全的替代品。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采用减少危害的替代办法，在努力减少烟草消费的同时优先考虑拯救生命。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减少危害的途径，优先考虑拯救生命和减少烟草造成的贫困。

例如，燃烧或燃烧香烟会产生850°C以上的温度，释放出6000多种有害化学物质和致癌颗粒，导致健康问题。全球有一些更安全的替代品可以完全消除燃烧/燃烧，大大降低了相关风险。

目前烟草控制的预防性方法，尽管其意图，并不能完全解决挽救现有用户的生命，因为它没有包括尼古丁消费的更安全的替代品。像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已经找到了平衡。中低收入国家应借鉴全球经验，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渐进法规，减少现有使用者的健康风险，同时限制新的健康风险。

此外，烟草控制政策需要鼓励烟草业对科学进行投资，并确定有害形式烟草的更安全替代品，特别是在烟草无法禁止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将烟草决策者和烟草业聚集在一起，找出有利于使用者的解决办法。

JSA合伙人Upendra Nath Sharma说:“如果政府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一项经过深思熟虑和公开辩论的立法，允许烟草消费者选择从创新和质量控制的监管替代品中受益(与传统烟草相比，这些替代品的危害低90-99%)，这将大大有助于减少对有害烟草制品的依赖，并对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都在接受公共卫生的替代品，并通过消费者的意识和采用实现了转变。然而，由于认识有限、误解和缺乏循证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无烟方面面临着复杂性。

日本和瑞典已经证明，采取低风险和有科学依据的烟草控制政策可以减少医疗保健支出。2016年至2019年期间，日本吸烟率大幅下降，几乎每10名日本吸烟者中就有3人戒烟。在过去的15年里，瑞典的全国吸烟率从15%下降到5.6%，预计到2023年底将完全禁烟。在欧盟国家中，瑞典的烟草相关疾病发病率最低，癌症发病率低41%。

如果发达国家正在拥抱新科学，印度需要引领它，以便中低收入国家对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危害控制是政府在食糖和能源等行业采取的一项策略。对烟草采取类似的策略将挽救和改变许多人的生命。政府和烟草业之间的全面、协商和务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