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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设置最低烟价。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今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的建议》。
戴秀英在提案中写道,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中国的卷烟价格仍然偏低。为了实现“2030健康中国战略”提出的将吸烟率由当前的27.7%降至20%的目标,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烟草税收与价格,降低卷烟支付能力,遏制烟草消费上升趋势。
提案说,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有价格在2.5-3元左右的卷烟供应,这种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削弱了烟草税政策调整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加强了低收入人群吸烟者的消费替代效应,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烟并染上烟瘾的可能性。此外,中国烟草税收占零售价格比重(税负)未达到世卫标准。在中国运用税收和价格手段来控制烟草消费仍然具有很大的空间。
提案还写道,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已进入立法流程,结合《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中的相关内容,建议在零售环节加征烟草消费税,大幅、周期性地提税提价,保证每年价格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幅度。在烟草制品零售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能够使吸烟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烟草消费税提高对于烟草制品价格的影响,更好地发挥烟草消费税对烟草消费的抑制作用。通过大幅、周期性地提高烟草消费税税率,确保卷烟税收和价格的增加幅度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以降低卷烟支付能力,遏制卷烟消费增长势头。这一举措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尤为重要。
戴秀英建议,优化卷烟消费税制结构,加大从量税比重(至少占消费税70%以上),设置最低烟价,对所有卷烟实行一档税率。同时烟草作为一种使人高度成瘾,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特殊的商品,对其征收消费税的目的为“寓禁于征”,抑制烟草消费。如果将《国务院通知》中“消费税税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方向应用在烟草税上,地方将会为获得更多的烟草消费税收入,采取措施刺激当地的卷烟消费,出现与税收初衷、健康中国战略相左的情况。故烟草税税收收入应当全部归属中央,以防增加地方对于销售烟草制品的积极性。
另外,戴秀英还带来了《关于尽快出台并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提案》。
这份提案中说,烟草烟雾伤及无辜。大部分非吸烟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受到侵犯,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能够保障所有人都受到同等保护。
100%无烟环境之外的任何方针,包括通风、空气过滤和指定吸烟区(无论是否有专门的通风系统),都一再被证明是无效的;科学研究揭示:暴露于烟草烟雾没有安全水平,唯一能够有效避免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方法就是室内环境完全禁止吸烟。
戴秀英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层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应尽快出台,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明确规定禁止在一切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观点聚焦:
提高烟草税只能作为控烟的一种手段
通过提高烟草税来达到控烟的目的,这是国际通用的办法,在不少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戴秀英委员的提案不无价值。其实类似建议历来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控烟,不是单单靠提高烟草税就能达到。而且提高烟草税收与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对控烟起到的只是“治标”作用,因为控烟是一场“战役”,不是一项措施就能收“长治久安”之效,如果其他的控烟措施不能及时跟进,烟草消费还可能出现反弹。
毕竟,中国庞大的烟民数量显示了对烟草的硬性需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卷烟产量达到23642.5亿支,累计增长1.2%。按《柳叶刀》医学杂志此前发表的研究,中国吸烟者人数达3.01亿进行粗略计算,这相当于每位烟民每年吸烟近8000支,按每盒20支计算,也就是400盒。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056亿元,同比增长4.3%,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同比增长17.7%,税利总额和上缴财政总额均破万亿,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同样按照中国拥有3.01亿烟民进行粗略计算,这相当于每位烟民创造工商税利超4000元,创造上缴财政同样接近4000元。
三亿多烟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单独靠提高税收和涨价来减少烟民数量是不现实的。
有网友表示,“要真有心,把吸烟的肺图片放到烟盒上”、“建议从源头控制,加价没用”。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控烟不如禁烟,我承认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有人认为戴秀英提案中所写的许多农村地区存在2.5—3元低价卷烟销售情况上际上就是了保障民生。因为这个价位的卷烟,在今天如此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下,是处于亏损状态的。这一措施主要是考虑到农村老年烟民群体在没有这些产品的时候,通常会抽自种烟叶代替,这种烟叶对健康损害更大。没有低价卷烟,不代表他们不抽烟,相反会有更加不健康的选择。
任何一项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国家都不会把落脚点放在单独的一个方面,而是从全国整体发展来着眼。纵观国外一些在控烟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就并不主要靠税收手段。像很多国家与地区实行封闭的公共场所全部禁烟;一些国家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会被处以重金罚款甚至可能会被判入狱,很多国家会严厉惩处给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行为。
所以提高烟草税只是控烟的一种手段,却不是唯一的手段。控烟不能过度倚赖于提高烟草税。要能达到控烟的更好效果,对烟草实行标本兼治,需要全面考量,疏堵接合,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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