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羊城晚报》报道　　3月16日，星期六，广州黄埔大道上的一个公交站前，一名男子皱着眉头，左手夹着一支香烟，正在吞云吐雾。少顷，他手一挥，吸剩的烟屁股在混杂了汽车尾气的空气中画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然后降落在地。一只大脚踩了上去，烟屁股熄灭了，与周遭的“兄弟们”一起躺在这个城市的路面上。

　　这是广州的一个普通公交站台，长不到3米，宽不及1米，地上的烟头便有10个左右，这样的场景在很多马路、站台都能见到。如果你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马路上的烟屁股像小广告一样散落。

　　2010年9月1日，《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广州市开始以法的形式治理公共场所抽烟现象。至今，该条例已经实施两年半，争议有之，成效有之，遗憾有之。有市民感叹：“控烟执法力度不够，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也有业内人士直言：“按照现在这个状况，控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广州控烟两年半，究竟效果如何？前景如何？羊城晚报记者多方采访，也说一说“禁烟”这件事。

　　条例出台后，广州的酒楼、医院、学校、图书馆、商场、车站等地，甚至连单位办公室、电梯，对于烟民来说，都已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禁烟地。

　　广州市控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明察暗访，目前在网吧等娱乐场所和中低档餐馆仍有抽烟现象存在。尤其是一些没有星级的、比较市民化的餐厅。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站前横路的百圣小厨，禁烟大部分靠顾客自觉。说起禁烟，餐厅经理也一肚子苦水：“禁烟啊，那就叫国家不要生产烟啦！有时候你劝顾客不要抽，人家不听那也没办法，不然生意就没得做啦！我们不像一些大型的连锁店或者高档酒楼，不愁客源。”

　　市民王先生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外出应酬，也时常出入广州的高档酒楼。他总结出一套“酒楼禁烟规律”：高档酒楼执行严格，普通餐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排档根本就不管。而且粤菜馆相对要好一点，火锅店要差一点。

　　广州市控制吸烟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控烟条例中规定，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可以设立吸烟区或者吸烟室，而规模较小的餐厅根本不准在里面吸烟。”

　　控烟条例的禁烟范畴涵盖了许许多多的公共场合，就连办公室、电梯这种“冷门”场所都名列在内。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场合其实也是禁烟的盲区。

   小郑两年前刚大学毕业，现在在广州淘金路一家写字楼内上班，因为经常晚上加班，小郑犯困的时候都会点支烟提提神。

　　吴先生供职于广州一大型企业，自己的邻座就是一个老烟民，晚上加班的时候尤其爱抽烟，有时候被迫吸了二手烟，吴先生也选择了忍。“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谁犯得着因为这个事情打小报告，甚至举报啊？忍忍就算了，大不了换个位置。”

　　在办公室，领导有绝对的话语权，能不能抽烟，条例不一定管用，但领导一定管用。

　　“如果老大吸烟那就麻烦了，他自己都抽烟就没有办法去禁止其他人。”广州律师赵绍华说。

　　举报热线不热　控烟缺人缺钱

　　近两年，随着控烟条例的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也随之跟进。市城管委专设12319为控烟举报热线，广州市控烟办也在去年11月成立，并准备招聘100名控烟巡查监督员。

　　两年来，在地铁站、火车站、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市民也切实感受到了控烟的效果。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声音说控烟执法不力。

　　以控烟热线为例，有数据显示，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市城管12319投诉服务专线共受理控烟举报投诉1211宗，其中，有1023宗主要是投诉餐饮场所有违法吸烟者，占案件总量84.48%，但1023宗投诉案件中只有一个违法吸烟者被开处罚单。

　　两年前，曾有记者致电12319采访，却遭遇打不通的尴尬。两年后，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十个市民，有一大半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条热线，更没有打过举报电话。

　　3月16日，记者致电12319，接线员告诉记者，对于市民的投诉，他们会先登记投诉信息，然后反馈给相应的执法部门。比如餐饮场所控烟，就要找到食品药品监督局，而办公室控烟，则要找到广州市卫生局。最终由这些职能部门派出执法人员去往现场调查取证，并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最后的处理结果在内网上反馈回热线。如果市民想了解处理情况，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广州市控烟协会副秘书长朱政伟向记者坦言：“举报热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它其实是给市民提供一个投诉的渠道，其最终目的就是搜集黑点的信息，到最后常规执法的时候可以根据老是被举报的那个点去检查。这个也是参考控烟控得好的国家或地区，像香港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新加坡也是。”

　　记者也从广州市控烟办了解到，去年9月，广州市人大对控烟条例做了修订，修订后，广州市控烟办联合广州市15个职能部门每个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执法。据了解，目前已经处理个人罚款50多宗。

　　广州市控烟办称，目前广州控烟执法力度日渐加强，并没有减弱。

　　朱政伟却告诉记者，以目前的执法力量，控烟任重道远。“说老实话，执法力度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这跟配套有关系，包括执法资源的重复等。现在每个执法部门没有专项的经费，没有专门的执法人员，都是综合执法，很多人都是兼职管控烟。比如你原来管食品安全的，现在再加一项控烟嘛。”

　　“现在我们说是有几千个控烟执法人员，实际上，这个数要乘以十分之一，也就相当于几百个人，因为你工作十分之一的时间才是管控烟嘛。可想而知，力度肯定是不会上来了。”他补充道，“其实几百人都不到。他们原本的执法效率也是不高的嘛，这样又大打折扣。”

　　朱政伟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并没有控烟执法专项经费，执法人员的积极性也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这也是导致执法难的一个因素。

　　“全市控烟经费的投入微乎其微。”朱政伟说，“市控烟协会是1995年成立，刚开始时没有钱的。到2008年就50万元经费，全市50万元够干什么？”

　　他告诉记者，现在广州每年也就100多万元控烟经费，光印禁烟标志就花了几十万。其他各职能部门也没有专门的控烟经费。

　　“印完标志就没钱了。但在香港，每年光协会就投入1000多万元港币，香港的控烟办还有100多个专业专职的公务员，”他说，“现在这个时代没有资金就相当于没有人，没有人的话怎么能推动？根本就是纸上谈兵。”

　　“以目前的状况，我觉得达到预想的效果比较难。”朱政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