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杭州日报编辑整理　　曾经风生水起的戒烟门诊，如今正遭遇着门可罗雀的尴尬。很多医院每个月主动来求诊“戒烟”的吸烟者仅一两个，单独的门诊不得不一个个关掉，或者合并到呼吸科普通门诊。

　　浙大教授杨廷忠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烟瘾当成疾病，依靠“治疗”这项工具来实现戒烟，最终不受烟民待见。他提倡，在对医学生的在校教育中加入控烟和戒烟内容，让未来的医生成为戒烟的推动者。也就是说，你生病了不论去哪个科室，医生都会劝告你不要吸烟，而不是单纯地依靠药物。

　　有的医院每月仅1—2个烟民求诊

　　杭州控烟工作开展以来，浙医二院、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杭州市一等十余家省、市级医院开出过戒烟门诊。然而，两三年下来，戒烟门诊似乎可以用“凄惨”二字来形容。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戒烟门诊开设于两年前，“刚一开出，专门前来就诊的病人就不多。”呼吸内科许先荣主任说，有时候因为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来就诊，如咳嗽、气管炎等，平时想戒又戒不掉的病人，会顺便问有没有什么戒烟“良方”。因为病人实在太少，后来戒烟门诊和普通呼吸内科合并了，“现在专门因为戒烟来就诊的人，很少很少，估计每个月只有一两个。”

　　这种情况同样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发生，刚开始也开出了单独门诊，后来就取消了，“病人太少，医院没有那么多医疗资源投入到这里。”浙江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严建平主任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国内吸烟的氛围还比较宽松，不像有的国家那样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戒；其次，真想戒烟的人仅凭自己也就戒掉了，意志不坚定的烟民也不会来找医生。

　　浙医二院日门诊量约1万人次，但从事戒烟治疗的相关医生答复：不太有人。

　　邵逸夫医院的戒烟门诊是“老牌子”了，因为建院之初就有老外参与管理，10余年前就开出了戒烟治疗项目，2008年正式开设戒烟门诊。在如今单独开设“戒烟门诊”寥寥无几的大环境中，该院还在默默坚持着。

　　“门诊安排在每周四下午，每个月估计会有五六个病人吧。”邵逸夫医院呼吸内科吴晓虹副主任说，医院采用药物、精神干预和营养调整等多种方式联合，来帮助烟民戒烟。

　　令人担忧的是，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的《2012年浙江省控制吸烟报告》显示，浙江省15—69岁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8.08%，其中男性为55.24%，女性为1.13%。在非吸烟者中，二手烟草暴露率为59.60%，每天都受到二手烟草暴露的百分比为37.05%。

　　名存实亡，全国戒烟门诊同尴尬

　　北京戒烟门诊始于1996年，当时在全市医院开设了22家。由于患者稀少，多数相继关张。到2007年，仅剩朝阳医院、安贞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三家。2008年北京市公共场所实施禁烟政策，全市的戒烟门诊增加到7家；到2009年，达到了19家。北京市计划两年内在全市所有50家三级医院和部分二级医院开设戒烟门诊。

　　如今“宏伟计划”实现了吗？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科医师分会会长、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林江涛曾表示，北京名义上有19家医院开设独立“戒烟门诊”，实际上许多已经“名存实亡”：或被并入呼吸科普通门诊，或者干脆“关张”，还在维持的不超过10家。全国戒烟门诊的确切数字没有统计，估计名义上有300至400家，但真正独立“苦撑”的也不到二成。

　　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肖丹认为，导致戒烟门诊目前现状的原因很多，除了吸烟者戒烟意愿不强之外，还有许多愿意戒烟的人不知道戒烟门诊的存在，即便知道，以目前戒烟门诊的出诊时间安排，也难以满足戒烟者的需求。

　　浙大教授：“国情论”与“照搬论”

　　中国第三次吸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吸烟率仍居高不下，约有三分之一居民吸烟，男性吸烟率达到60%。在这期间也有不少人戒烟，1996年有0.3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9.5%；2002年有0.42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2.0%；2010年有0.61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6.9%。

　　关于控烟和戒烟，浙江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系教授、控烟研究中心主任杨廷忠认为，目前最容易陷入“国情论”和“照搬论”这两种错误的认识。

　　2005年，我国就已开始正式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这项工作的推进绝非顺风顺水，“像新加坡等国家，烟草包装都印着很骇人的图片，我国为什么不能推行，因为有来多方面的阻力。”杨教授说，许多人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如烟民多、烟草税收多，控烟得按照国情来，“但是控烟就像公平、正义，能有妥协吗？”

　　“照搬论”，就是完全学西方，戒烟依靠医疗手段。“西方人持理性思维，一有问题就需求处理的工具和方法。”杨教授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尼古丁为代表的药物疗法和戒烟热线在英美等在国家开始流行。

　　但是，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思维，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将烟草依赖列入慢性疾病范畴，但是我国有多少吸烟者把自己当病人呢？吸烟毕竟不同于吸毒，是一种不良行为习惯。他们认为戒烟是自己完全能解决的事，何必要求助于戒烟机构，所以医院戒烟门诊也就门庭冷落。

　　杨教授说，其实戒烟并不是高不可攀，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即使戒烟有失败，也没有什么，很多戒烟者都有过这种经历，不足为奇的，再努力就可能会成功。”

　　能否让每名医生都成为“领路人”

　　人吃五谷杂粮，一辈子不可能不和医生打交道。

　　国外研究表明，在普通临床诊疗中，医生通过“5A”来劝导和帮助烟民，可产生一定的效果。“5A”是指询问（ask）、劝告（advice）、评估（assess）、帮助（assist）和安排随访（arrange　follow-up）。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控联合会项目技术官员董宁说：“目前在中国的医院中，除了呼吸科和心血管科会询问病人有无吸烟史，其他科室都不会询问病人这项问题。事实上，吸烟与否对其他科室病人的病情也是有影响的，如人们骨折后病人若是吸烟，将会影响患者的愈合。”她认为，推行临床通科戒烟服务，吸烟者在医务人员的劝告更能实现戒烟目标。

　　临床通科戒烟服务有些国家实行得非常好，尤其是新西兰，新西兰的医院都有电子病历，病例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询问病人吸烟史，如果吸烟史没有询问，电子病历中的其他项目也就无法进行下去，而在国内，只有北京长安医院使用含有询问吸烟史的电子病历。

　　杨教授认为，临床通科戒烟服务的推行，可以从医学生抓起。我国目前有183所大学招收医科本科学生，涵盖公共卫生、医疗和护理等专业，每年大约有10万名毕业生。医学生是未来的医生，如果将控烟和戒烟内容作为大学医学教育必修课，使医学生成为控烟专业教师，将大大提高全国的控烟水平。

　　事实上，这项教学目前已在全国31个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的大学完成实践，接下来估计会新增60所，这样就将近覆盖了全国一半的本科医学院校。